弄巧成拙的二元叙事 @IAAC

Nominated for the third IAAC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Art Criticism)

“波普之上”本是一场借古开今的类文献展,却在跛脚的中西对话中,输给了比较恣态。

余德耀美术馆此次花费两年时间调研,最终将两位策展人各执一词的观念同时展出。Karen Smith认为这个展览“将不同的见解和谐地呈现出来”,不经意的符合政府塑造社会的心愿,但是否如此却是另当别论。

此次的“波普之上”乍看起来几乎有炒冷饭的嫌疑,波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以其运用流行文化符号进行抽离并再造观念的手法奠定了特有的美学和范式。然而在经历半个世纪的信息变革之后,当代艺术的面貌已经彻底偏离可追溯的视觉轨迹。而“波普之上”的很大一部分意义在于,为看似混乱无章的当下梳理出线索。

中国是一个被置于防火墙内的国家,在早期稍显滞怠的网络环境下,后网络成为突然给艺术家当头棒喝的潮流。创作者被迫在越来越凶猛的后网络情境中手足无措。这也是Smith在展览中想要体现的一个侧面,在断层后因为文化物质的匮乏,伴随着经济扩张的饥渴动力,艺术以它不能掌控的速度飞速演进试图得到补偿。此过程中所分化的艺术类向表现了不同程度的西方影响,这成为“多样性”的其中一个因由。

“OVERPOP” 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厘清根源的参照。在展览中,它可以表征为两层含义,其一,是在所谓的西方语境中,带有深刻历史脉络的风格创作,在时间的演进中,不断深化并且拓展的波普文化;其二,是在所谓的中方语境中,由于断层而导致的不一而足的艺术现状,艺术家成为分隔的群落各自呈现不同文化效应下的艺术创作。

波普是创作逻辑和方法论,从一开始偏单向度的观念以及批判逐渐深化并延展至后波普。网络在其视野下不过是素材,视频网站、社交网络平台、数字化媒体技术等等这些原本意指“后网络”的创作元素,因此得以被归回大众文化的本位。后网络被纳入”OVERPOP”,工业美学也是自“广告采风”而来,于是一切就说的通了。

Alex Israel将太阳眼镜镜片放大成为抽象雕塑、Anicka Yi利用肥皂香波制造带有时效性的消费装置、Tabor Robak 使日常物转变成虚拟环境中的动画——这些作品都符合Jeffrey Deitch明确提出的选作标准:其一,作品本身有强烈的表现力,观者不必通过文字就能感受到视觉张力;其二,作品结合了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类的流行文化元素,通过这种结合与传统的波普创作逻辑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区别并凌驾于大众文化之上。这两个标准定义了此次西方作品的面貌,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削弱了后网络艺术的风头。

在Deitch对作品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媒介痴迷的警惕性,作品在此并不因为它所使用的技术而更具备优势,他的标准仍是视觉的并且行之有据的。这一点从Helen Marten和Samara Golden的作品中都可以体现出来。Marten的拼贴创作可以追溯到Robert Rauschenberg的传统,通过对日常物的经营布置,将现实生活带入架上创作;Golden的The Flat Side of The Knife则是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创作,她为观者营造的致幻场景让人联想到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环境,但Golden并没有使用电子技术去搭建这样的场景,而是克制的利用镜面、影像、声音和雕塑完成。技术在其间不再为了“技术之名”而喧宾夺主。

作为中方策展人的Smith,试图通过多元呈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为策展概念拉锯出平衡态势。七位艺术家的确表现了迥然不同的面貌:何岸利用工业性的广告废材进行浪漫叙事、徐文恺将过去几十年间的计算机用户界面制作成丰碑、童昆鸟利用廉价小商品制造大型装置……在铺陈开的多种叙事中恰也呼应她指出的“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化架构”。且不论甄选的作品好坏,但在策展理念上,Smith未免显得过于谦逊而有点露怯。应对Deitch明确提出的 “OVERPOP” 概念,Smith选择了一种非正面回应的方式——呈现上文所说的“不一而足”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而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无定向的群展中看到所谓的“多元”面貌,这种概括方式如若不是偷懒也会被理解成无能为力。

“波普之上”在提出中西比较的伊始就注定了阵局的失衡。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之间呈现出的,不仅是艺术家数量上的失衡,更显然的是历史脉络的不对等状态。此外,在全球化已经渗透如此之深的社会环境中,再提出这样二元对立的立场是否真的有效也实在是个问题。展览挑选的十七位艺术家中,有常驻纽约的韩国艺术家、海外留学回国的中国艺术家、也有出生在国外的华裔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身份从根本上就已经使所谓的“对话”失效。

而最终,我们遗憾的看清,本应让人欣喜的“对话”,实际是最应该被深恶痛绝的姿态。这种二元叙事不仅忽视了当下全球平面延展的文化现状,也粗暴地简化了社会情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所以,“波普之上”所呈现的跛脚的中西对话并不具备任何客观性,而其主观明确提出的概念无疑会在非二元叙事中显示出更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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